美国智库：财团和政客的“第三只手”

苏一轩

国智库研究价值立场的同时，中国智库应大胆借鉴其技术和方法上的先进经验
    近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最新公布的《2008全球智库报告》显示，美国依然是全球智库研究能力最强大的国家，在全球5465家智库中拥有1777家，在智库十强国家中，比其他九国的总和还要

多。其中，美国首都华盛顿也成为全球拥有智库最多的城市，高达350家。在每年的运营经费上，前十强的美国智库共拥有5.606亿美元，而非美国的全球十大智库只有1.122亿美元。

    近几十年来，智库在西方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美国的影响力尤为显著，它以精准全面的分析研判、与政界广泛深入的联系以及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左右着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决策，以致有关国学者将智库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

    发展历程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任晓按美国智库在不同时期的性质和特点，将其大致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起步阶段。时间为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成立的智库大都从事长期性的政策研究，致力于把科学知识运用于研究和解决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当时的智库主要有拉塞尔塞奇基金会、政府研究学会、胡佛研究所和对外关系委员会。

    政府合同型智库兴起阶段。时间为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初。在这期间，美国政府开始重视由工程师、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相结合所产生的综合研究成果，所以二战后迅速出现了大批与政府签订研究合同的智库，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成立于1948年的兰德公司。

    政治宣传型智库发展阶段。时间为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的发展使得智库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们向政策制定者推销政治主张，灌输各种思想。这些智库一般都有鲜明的政策、党派和意识形态倾向。力求影响当时的政治或政策。这类智库主要有，传统基金会和凯托学会等。

    政治家后援型智库发展阶段。时间为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一般由具有政治雄心的人物或其支持者，以及离任后着力进一步推进其政治和意识主张的前总统等人创办。这类智库主要有：卡特中心和尼克松和平与自由中心。这些智库关注的是推广其政治主张。

    财团和政府的“第三只手”

    美国智库一般都强调自己的“非营利性、独立性和无党派”色彩，但这只是最初的情况，现在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智库一般都有董事会全面负责研究计划、立项以及执行核查，并“保证智库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也只是相对的。首先，智库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定位，或保守，或中性，或激进，这些都为智库的研究先天性地设定了“有色眼镜”。而且，董事会成员的背景和理念也决定着智库发展的方向和研究趋向。特别是，一些完全依靠美国政府和军方合同的智库，虽然表面上极力证明自己的“民间独立身份”，但是细察其“捐助榜”，就可知道它在为谁效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向阳认为，美国智库的背后一般大多是一些利益财团，包括近年出现的一些新型科技集团和金融集团。这些财团出于保护经济利益并获得更大收益的需要，通过智库发表调研报告，影响社会舆论，左右政府决策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当然，也有一些财团出于西方宗教信仰及道德传统的原因，资助智库进行一些有利于社会的超前研究。

    美国政府也喜欢通过智库这个渠道来为一些政策的出台进行预先试探和寻求理论支持。陈向阳说，由于智库的非官方性质，一些美国高官经常就重大外交政策在智库演讲，一来试探各界反应，二来寻求理论支持。并制造声势，影响舆论，为推出新的政策铺路。所以，在美国特有的政治体制下，财团、智库和政界三者密不可分。华盛顿的“K街”号称“智库一条街” ，美国智库云集于此，天天盯着国会和白宫，想方设法把自己的政策分析和研究结果“塞进”国会议员和政府要员的大脑。

    社会功能

    任晓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研究员张立平等专家认为，智库在美国的政策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多种作用，但通常是履行以下四种主要的社会功能。

    探求和产生新的政策思想，并长期坚持和倡导这些思想和理论，以期得到广泛认同，继而被确认为政策或法规。

    为政府提供全面、专业、具体的政策方案，尤其是在总统就任前后，竭力对新政权施加影响。例如在1980年，美国传统基金会推出长达1093页的《领导人的职责》，这本书一度成为里根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手册，并在上世纪80年代产生了重要影响。

    提供和储备人才。一方面，美国智库为政府输出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人才，使这些学术精英“摇身一变”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智库又为政府换届后的去职官员提供重要栖身之处，这使美国智库积蓄了丰富的人脉资源。智库与政府之间频繁地交流人员，形成了特有的“旋转门”现象。

    智库还具有教化功能，赋予自身教育社会和公众的责任。美国智库一般的研讨会都对公众开放。这样既可以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和扩大影响力，又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公众接受和认可自己的政策和理论，从而造成有利于这些理念实施的社会民意基础。

    中国研究

    美国智库对中国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中国崛起”和“美中关系”这两个课题上。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崛起是“必然的威胁”，主张遏制和防止中国崛起；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国崛起不是必然的威胁，但需要防止中国崛起为一个“威胁邻国和美国盟友及其利益的攻击性国家”。目前来看，第二种观点的影响较大，并指导着美国政府的总体对华政策。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贝德就曾表示，“散布中国威胁论是错误的”，但“维持对华武器禁运可使美国处于一个有利的强势地位”。

    然而，即使是持第二种观点的智库，对中国的态度也因其背景和理念的不同而差异较大。比如，布鲁金斯学会主张与中国进行贸易合作、共同反恐；而兰德公司则主张“遏制+接触”，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兰德公司坚持以“维持台海现状” 为基调；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则主张建立并巩固中美高层对话机制，“除非台海两岸都有要求，否则美国不应在两岸之间扮演调停角色”。

    近年来，美国智库对中国军事研究大大加强。他们紧盯中国军事的各个领域，包括中国的军事战略(中国国防政策、安全观、核战略、决策机制等)、台海军事形势、中国军事科技、南中国海问题、中国军费开支、军种发展战略等。此外，解放军作战理论、体制编制、对外军事交往、军事决策机制、太空力量、解放军战史等也是美国智库重点研究的对象。

    美国智库越来越重视运用中文开展对华研究。陈向阳说，美国智库在进行对华研究和交流时聘请“中国通”、推出中文媒体，这些都值得注意。语言上的障碍消除后，将更加加大其话语权和影响力。特别是，个别美国智库利用在中国境内活动和合作的机会，或隐或显地进行一些灌输、渗透甚至搜集情报的行为，值得关注。

    最新发展趋势

    美国智库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数量非常庞大，而新型智库也在不断涌现。陈向阳认为，美国智库目前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产业化。美国智库已形成了较具规模的政策咨询产业和战略谋划产业，并将此转化为巨大的效益。美国智库都声称是 “非营利机构”，但实际上都是营利的，它们主要通过研究报告、委托合同、出版刊物、网络付费高级会议等形式获利。

    研究议题多元化。美国智库议题无所不有，除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外，一些前沿科技议题，如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也都被列为重点研究对象。

    高度国际化。美国智库的服务对象、研究领域以及对外交流等，都具有高度的国际化特征。比如，布鲁金斯学会每年都会邀请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和高级参谋进修、交流。

    信息化。美国智库非常重视新媒体的发展和运用，利用网络这个平台进行大量信息交流，比如研讨会用视频进行直播，这使很多国家的学者不用出国就可以“参加会议”。

    重视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研究。随着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持续提高，美国智库不约而同地开展了跟亚洲有关的研究和讨论，中国已成为美国各智库的主要研究重点。而印度、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纷纷针对美国开展“智库外交”，以影响美国的政策，为自身利益服务。

    影响力还在上升。美国智库在美国国内和世界的影响力仍在上升。智库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传声筒，国际社会都很重视与美国智库的关系，纷纷加强对美国智库的工作，并尽可能地搜集美国高官对智库透露的重要信息

苏一轩

美国智库都有哪些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这些“中国通”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怎么研究中国的？既然号称“影子内阁”、“影子政府”和“美国的大脑”，著名智库对美国政府的对华决策到底有多大影响？带着这些问题，人民网驻美国记者唐勇日前对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外交关系委员会、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这6家有代表性的美国智库进行了调查。

　　都在加强中国研究

　　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各大智库近来纷纷加强了对华研究。

　　作为最老牌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很早就有中国问题研究，但附属于东北亚研究中心。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现任院长何汉理在布鲁金斯学会曾经工作过10多年，是布鲁金斯学会对华政策研究的一张王牌。

　　2005年4月，布鲁金斯学会将中国问题研究从东北亚研究中心剥离出来，设立了“中国研究项目”，并任命老牌外交家贝德为第一任项目主任，与高级研究员黄靖一起打造全新的中国研究格局。虽然从人数上看，该研究项目的规模目前还不是很大，但布鲁金斯学会的卜睿哲、布瑞拉德、斯坦伯格、和欧汉龙等学界大腕都是“中国通”，会随时听从贝德的“召唤”。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也早有中国问题研究，但设立独立的中国研究项目则在3年前。卡内基的中国研究项目阵势强大：由基金会总裁马秀丝女士亲自担纲，华人学者裴敏欣担任中国项目主任，成员还有史文、盖德堡和熊美英等。卡内基基金会网站这样骄傲地宣称：“基金会拥有全美智库中规模最大的中国研究项目”。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也不少。目前由季北慈担任中国问题研究项目主任，成员有江文汉、凯利和葛来仪等。外交关系委员会没有设立专门的中国研究项目，但对中国研究也非常重视，拥有布莱克威尔、柯恩、易明、史国力等一大批“中国通”。

　　企业研究所设置了亚洲和环太平洋研究项目，其中对华研究是重点。巴菲尔德、卜大年、艾伯斯塔德、李洁明等都是企业研究所研究中国的招牌人物。传统基金会下设亚洲研究中心，研究项目分为中国大陆与台湾、东北亚、东南亚三个领域。沃尔泽、布鲁克斯和谭慎格是传统基金会研究中国问题的领军人物。

　　个个都有不凡背景

　　著名智库的“中国通” 几乎都有在政界、学界乃至商界摸爬滚打的经历，可以说个个都身手不凡。先说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项目首任主任贝德拥有27年的外交生涯，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中国与东亚。在里根、老布什、克林顿与小布什五届政府任内，贝德曾先后担任过国务院中国处处长、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与美国贸易副代表，也担任过美国驻香港副总领事、美国驻纳米比亚大使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高级外交官，可以说跑遍了所有与中国业务有关的政府要害部门；卜睿哲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曾经担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布瑞拉德是学会副总裁及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心主任，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总统国际经济事务副助理；黄靖是华裔资深学者，是为数极少的来自中国的学者之一，曾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欧汉龙是著名的东亚军事问题专家，曾经在国会预算办公室和国防部防御分析研究所任职。

　　再说卡内基基金会。马秀丝曾经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全球问题办公室主任和副国务卿全球事务代表；裴敏欣有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头衔，目前在华盛顿非常活跃；史文曾经担任过兰德公司亚太地区政策中心研究主任；盖德堡以前是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与世界银行驻北京办事处高级经济学家；熊美英有斯坦福大学博士头衔，曾担任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顾问。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通”也好生了得。季北慈曾经在布鲁金斯学会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任职，堪称新生代中国问题专家的领军人物；华裔学者江文汉曾经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是季北慈的前任；凯利曾经出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副国防部长，弃官后来到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做起了学问，曾经担任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下属的太平洋论坛主席，目前是该中心的高级顾问；葛来仪是华盛顿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曾长期在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作亚洲事务顾问。

　　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很有来头。布莱克威尔曾担任布什2000年大选期间的竞选顾问，后来先后出任布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和美国驻印度大使；柯恩曾任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目前仍然是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赫赫有名的中国法律问题专家；高级研究员易明目前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史国力是美国五角大楼2003年度《中国军力报告》的主笔。

　　企业研究所属于保守右翼的智库，出产了不少强硬反华的“中国通”。巴菲尔德曾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顾问和美国住房与城市开发部副助理部长，是著名的中国贸易问题专家；卜大年曾担任美国国防部中国科科长，因此被认为是重量级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艾伯斯塔德曾任哈佛大学教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人口和健康问题很有研究；李洁明出生于中国青岛，曾任职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驻东亚等国，后转任外交界，先后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美国驻韩国大使、美国驻中国大使，目前是企业研究所亚洲部主任。

　　传统基金会的政治倾向跟企业研究所类似，它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大多反华很起劲。沃尔泽是美国著名军事战略研究人员，长期在美国国防部门、外交部门及美国国会任职，先后两次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后来到传统基金会担任副总裁；布鲁克斯曾经在布什政府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目前是传统基金会国家安全事务研究领域高级研究员和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谭慎格是前资深外交官。

　　待遇丰厚超过名校

　　由于工作关系，记者在华盛顿跟上述智库的许多“中国通”都有过接触，有的是面对面的采访，有的是邮件来往，有的是电话交谈。给记者的总体感觉是：这些“中国通”确实是名副其实。他们大都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而且很多人都频繁往来于中美之间，对中国的实际国情都相当了解，坦率讲很多专家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超过了记者本人。国内一位经常到全世界各地出差的学者最近受邀到华盛顿考察美国智库。在与记者聊天时，这位美国问题专家感慨地说，华盛顿的智库的确

　　“集中了全世界最好的中国问题专家”。

　　这些研究中国问题的“顶尖高手”之所以对中国了然于胸，除了来自于以前在政府部门任职时与中国长期打交道的经验，还来自于经常与中国国内的美国问题专家切磋技艺。许多“中国通”都跟中国国内各界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美国智库频频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展开学术交流，了解搜集两岸学界观点，为政府对华决策提供参考。仅以卡内基基金会为例。它与中国中央党校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建立了长期的学术交流合作计划，也正与中国的其他学术机构探讨对中国法制改革等项目进行联合研究的可能性。基金会还计划在北京正式设立中国办事处。既然个个身怀绝技，那么这些“中国通”的待遇如何？至少对布鲁金斯学会来说钱不是一个问题。该学会高级研究员黄靖告诉记者，布鲁金斯学会2005年成立中国研究项目时，光启动资金就高达500万美元。2005－2006年度“中国项目”拿到了120万美元的预算，预计2007－2008年度将增加到190万到220万美元。预算充分，自然不愁发工资。黄靖说，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待遇非常丰厚，最低年薪能拿到13万美元，最高能拿到26万美元左右。“这个待遇比美国最好大学的终身教授要高，不然很难从这些大学挖到人”。正是由于待遇丰厚，“中国通们”才舍得在研究方面大量投入。记者曾经去过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的办公室，发现他们的书架里琳琅满目地放满了中国大陆出版的最新相关书籍，一问才知道这些书大都是人家花钱从大陆买来的。有中国学者对记者抱怨说，相比之下，中国的学者要寒酸得多，根本就买不起书。

　　强调研究独立性

　　美国智库都很强调独立性和超党派，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黄靖博士告诉记者，美国智库一般分成三类。最一般的是由一些企业出资设立的，研究也主要是为企业利益服务。但这些智库不怎么被人看重，因为它的研究势必要渗入个人利益因素的考虑，这就不容易客观，这一类智库的网址都以.com结尾；第二类智库一般是由一些政策团体出资设立的，像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卡内基基金会、兰德公司等。这些智库都有很强的政策倾向性，一般是为某种国家利益服务的，像兰德公司就有美国空军背景。这类智库网址一般以.org结尾；第三类智库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代表，其网址以.edu结尾。布鲁金斯学会的100个高级研究员都拿固定工资，不准有其他收入来源，而工资不是来自募捐，而是来自于学会创办基金的年利息，这跟美国大学的终身教授制度很相似，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当然，布鲁金斯学会也会接受一些社会募捐，但这些钱只是用来给学会的辅助人员发工资。黄靖强调说，哈佛大学曾经开除过一位终身教授，因为该教授私下拿中央情报局的钱搞研究。布鲁金斯学会也有类似的政策。一旦发现某个高级研究员拿别人的钱从事研究活动，布鲁金斯学会马上会将其开除。

　　多种途径影响决策

　　强调独立性，最终却是为了非常实际的目的，那就是把自己的观点“推销”给美国政府。在调查中，记者了解到，著名智库的中国研究主要通过以下5种途径影响美国政府对华决策：第一，智库研究人员直接到政府供职。美国政治的传统是：政府的部长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高级政府官员也极少来自公务员，政府的高级管理人才大多来自精英荟萃的智库。反过来，当政府高级官员挂冠退隐之后，智库也是他们重要的落脚点。自从智库体系产生以后，美国的智库就与政府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人将其戏称为“旋转门”，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是如此，今天的布什政府表现得更加明显。智库的“中国通”跑到政府供职，其对华观点和想法会自然而然地被转化成对华外交政策。

　　第二，出版刊物、著作或提交报告。智库大多有自己的刊物，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卡内基基金会的《外交政策》、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外交》双月刊等。除了刊物外，智库的“中国通”还经常出版著作或向政府提交对策性的建议报告，建议报告被政府采纳的几率被用来当成衡量智库影响力大小的重要标志。一流智库的建议报告往往针对性强，准确性和可信度也高，备受美国总统的青睐。

　　第三，利用大众媒体形成舆论。记者注意到，几个每个大型智库都设立了专门的公关部，负责与全世界各大媒体的沟通和联络。有些智库甚至设立了全天24小时开通的“媒体热线”。智库研究人员借助大众媒体，发表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引发公众关注，形成公众舆论，从而间接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利用媒体方面，卡内基基金会做得非常到位。该基金会最近开设了中文网站，并发行网上中文月刊《卡内基中国透视》，刊登基金会与美国重要学术刊物关于中国的研究论文，这在美国智库中当属前所未有之举。

　　第四，为政府释放政治信号。美国政府往往喜欢通过智库这个管道来放试探气球，为一些重要的对华政策的出台做准备。2002年5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时，就美国的对台政策做了表态。他按照布什的授意宣布“美国不支持‘台独’”，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成为一个阶段以来布什政府调整对台政策的重要标志。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在著名智库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会员到责任》的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一时之间引来国际媒体热评，认为以鹰派为主导的布什政府即将对对华战略作出重大调整。

　　第五，举办学术交流活动。美国智库经常在世界各地举办大型学术研讨会，记者在华盛顿也赶了不少场。研讨会往往是冠盖云集，来自美国政府各要害部门、学术界、其他著名思想库、主要媒体的代表以及各国驻美外交官齐聚一堂，热烈的辩论之后往往会产生思想的火花，对政府决策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由思想库推动的独立于政府外交以外的“二轨会谈”往往成为政府对华政策的幕后推手。黄靖向记者透露说，其实在佐立克公开提出“利益相关者”这个概念之前的一周，布鲁金斯学会就拿到了佐立克的演讲报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少修改建议。佐立克的演讲发表后，“利益相关者”一时成为热门术语，并带来很多不同的解读。布鲁金斯学会专门派高级研究员到中国跟相关机构接触，向它们做解释工作，同时听取中方的反应。

　　去年12月8日佐力克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二次“中美战略对话”。黄靖向记者透露说，会谈前，布鲁金斯学会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派研究人员到中国，与中方的研究机构做了“二轨会谈”，中美两边的智库后来分别把会谈结果向戴秉国和佐力克做了汇报，使得战略对话进行得非常成功，“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

苏一轩

1、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全称为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由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
　　
　　2、 美国兰德公司
　　 全称为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成立于1948年，是美国著名的非盈利性的研究、咨询机构。早期从事对航空器、火箭和卫星等军事设备的研究，现已发展为一个对美国国家安全、国际事务、反恐以及能源与环境、教育等多领域进行研究和分析，提供决策建议的咨询机构。
　　
　　3、美国企业研究所
　　 成立于1943年，自称为代表美国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与保守的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库。
　　
　　4、 布鲁金斯学会
　　 全称为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美国著名思想库，1924年由政府研究学会的支持人罗伯特·S·布鲁金斯创立。致力于对经济、外交事务和行政管理等公共政策的研究和教育。
　　
　　5、美国著名思想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6、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全称为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是一个无党派的研究机构。该中心成立40余年来，主要从事包括评估美国的政策风险，分析欧盟、东盟等地区性事务，研究国际安全与稳定以及建立国家长期战略等研究活动，致力于为美国内外事务提供战略性政策，培养政治精英。
　　
　　7、斯坦福大学胡佛中心
　　 全称为Hoover Institution。1919年由美国总统胡佛创立。早期专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现已成为一个研究国家政策的学术机构，研究领域涉及国内外的政治、经济以及政治经济事务。
　　
　　8、传统基金会
　　 全称为The Heritage Foundation 。成立于1973年，是一个兼有教育性和研究性的智囊团，云集了当前活跃于美国政坛的保守主义代表人物。

苏一轩

智库

　　即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或“智慧库”，英文称呼“think tank”。是指由专家组成、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
编辑本段
美国智库

简介
　　近几十年来，智库在西方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美国的影响力尤为显著，它以精准全面的分析研判、与政界广泛深入的联系以及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左右着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决策，以致有关国学者将智库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
　　智库的职能主要包括：提出思想、教育公众和汇集人才。智库首先通过研究和分析形成新的政策主张，再通过出版书刊、举办各类交流活动、利用媒体宣传等方式，力图使这些主张获得公众的支持和决策者的青睐。智库十分重视研究人员的培养，智库成员出入政界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一方面智库将精英输送到政府机构任职，由研究者变为决策参与者；另一方面也为在政府换届中的下台官员提供容身之所。
发展历程
　　按美国智库在不同时期的性质和特点，将其大致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起步阶段。时间为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成立的智库大都从事长期性的政策研究，致力于把科学知识运用于研究和解决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当时的智库主要有拉塞尔塞奇基金会、政府研究学会、胡佛研究所和对外关系委员会。 政府合同型智库兴起阶段。时间为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初。在这期间，美国政府开始重视由工程师、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相结合所产生的综合研究成果，所以二战后迅速出现了大批与政府签订研究合同的智库，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成立于1948年的兰德公司。 政治宣传型智库发展阶段。时间为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的发展使得智库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们向政策制定者推销政治主张，灌输各种思想。这些智库一般都有鲜明的政策、党派和意识形态倾向。力求影响当时的政治或政策。这类智库主要有，传统基金会和凯托学会等。
　　政治家后援型智库发展阶段。时间为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一般由具有政治雄心的人物或其支持者，以及离任后着力进一步推进其政治和意识主张的前总统等人创办。这类智库主要有：卡特中心和尼克松和平与自由中心。这些智库关注的是推广其政治主张。
“第三只手”
　　美国智库一般都强调自己的“非营利性、独立性和无党派”色彩，但这只是最初的情况，现在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智库一般都有董事会全面负责研究计划、立项以及执行核查，并“保证智库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也只是相对的。首先，智库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定位，或保守，或中性，或激进，这些都为智库的研究先天性地设定了“有色眼镜”。而且，董事会成员的背景和理念也决定着智库发展的方向和研究趋向。特别是，一些完全依靠美国政府和军方合同的智库，虽然表面上极力证明自己的“民间独立身份”，但是细察其“捐助榜”，就可知道它在为谁效力。
　　美国智库的背后一般大多是一些利益财团，包括近年出现的一些新型科技集团和金融集团。这些财团出于保护经济利益并获得更大收益的需要，通过智库发表调研报告，影响社会舆论，左右政府决策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当然，也有一些财团出于西方宗教信仰及道德传统的原因，资助智库进行一些有利于社会的超前研究。
　　美国政府也喜欢通过智库这个渠道来为一些政策的出台进行预先试探和寻求理论支持。陈向阳说，由于智库的非官方性质，一些美国高官经常就重大外交政策在智库演讲，一来试探各界反应，二来寻求理论支持。并制造声势，影响舆论，为推出新的政策铺路。所以，在美国特有的政治体制下，财团、智库和政界三者密不可分。华盛顿的“K街”号称“智库一条街” ，美国智库云集于此，天天盯着国会和白宫，想方设法把自己的政策分析和研究结果“塞进”国会议员和政府要员的大脑。
社会功能
　　智库在美国的政策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多种作用，但通常是履行以下四种主要的社会功能。
　　一、探求和产生新的政策思想，并长期坚持和倡导这些思想和理论，以期得到广泛认同，继而被确认为政策或法规。
　　二、为政府提供全面、专业、具体的政策方案，尤其是在总统就任前后，竭力对新政权施加影响。例如在1980年，美国传统基金会推出长达1093页的《领导人的职责》，这本书一度成为里根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手册，并在上世纪80年代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提供和储备人才。一方面，美国智库为政府输出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人才，使这些学术精英“摇身一变”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智库又为政府换届后的去职官员提供重要栖身之处，这使美国智库积蓄了丰富的人脉资源。智库与政府之间频繁地交流人员，形成了特有的“旋转门”现象。
　　四、智库还具有教化功能，赋予自身教育社会和公众的责任。美国智库一般的研讨会都对公众开放。这样既可以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和扩大影响力，又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公众接受和认可自己的政策和理论，从而造成有利于这些理念实施的社会民意基础。
中国研究
　　美国智库对中国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中国崛起”和“美中关系”这两个课题上。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崛起是“必然的威胁”，主张遏制和防止中国崛起；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国崛起不是必然的威胁，但需要防止中国崛起为一个“威胁邻国和美国盟友及其利益的攻击性国家”。目前来看，第二种观点的影响较大，并指导着美国政府的总体对华政策。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贝德就曾表示，“散布中国威胁论是错误的”，但“维持对华武器禁运可使美国处于一个有利的强势地位”。
　　然而，即使是持第二种观点的智库，对中国的态度也因其背景和理念的不同而差异较大。比如，布鲁金斯学会主张与中国进行贸易合作、共同反恐；而兰德公司则主张“遏制+接触”，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兰德公司坚持以“维持台海现状” 为基调；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则主张建立并巩固中美高层对话机制，“除非台海两岸都有要求，否则美国不应在两岸之间扮演调停角色”。
　　近年来，美国智库对中国军事研究大大加强。他们紧盯中国军事的各个领域，包括中国的军事战略(中国国防政策、安全观、核战略、决策机制等)、台海军事形势、中国军事科技、南中国海问题、中国军费开支、军种发展战略等。此外，解放军作战理论、体制编制、对外军事交往、军事决策机制、太空力量、解放军战史等也是美国智库重点研究的对象。
　　美国智库越来越重视运用中文开展对华研究。陈向阳说，美国智库在进行对华研究和交流时聘请“中国通”、推出中文媒体，这些都值得注意。语言上的障碍消除后，将更加加大其话语权和影响力。特别是，个别美国智库利用在中国境内活动和合作的机会，或隐或显地进行一些灌输、渗透甚至搜集情报的行为，值得关注。
最新统计
　　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最新公布的《2008全球智库报告》显示，美国依然是全球智库研究能力最强大的国家，在全球5465家智库中拥有1777家，在智库十强国家中，比其他九国的总和还要多。其中，美国首都华盛顿也成为全球拥有智库最多的城市，高达350家。在每年的运营经费上，前十强的美国智库共拥有5.606亿美元，而非美国的全球十大智库只有1.122亿美元。
发展趋势
　　美国智库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数量非常庞大，而新型智库也在不断涌现。美国智库目前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产业化 美国智库已形成了较具规模的政策咨询产业和战略谋划产业，并将此转化为巨大的效益。美国智库都声称是 “非盈利机构”，但实际上都是营利的，它们主要通过研究报告、委托合同、出版刊物、网络付费高级会议等形式获利。
　　研究议题多元化 美国智库议题无所不有，除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外，一些前沿科技议题，如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也都被列为重点研究对象。
　　高度国际化 美国智库的服务对象、研究领域以及对外交流等，都具有高度的国际化特征。比如，布鲁金斯学会每年都会邀请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和高级参谋进修、交流。
　　信息化 美国智库非常重视新媒体的发展和运用，利用网络这个平台进行大量信息交流，比如研讨会用视频进行直播，这使很多国家的学者不用出国就可以“参加会议”。
　　重视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研究 随着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持续提高，美国智库不约而同地开展了跟亚洲有关的研究和讨论，中国已成为美国各智库的主要研究重点。而印度、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纷纷针对美国开展“智库外交”，以影响美国的政策，为自身利益服务。
　　影响力还在上升 美国智库在美国国内和世界的影响力仍在上升。智库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传声筒，国际社会都很重视与美国智库的关系，纷纷加强对美国智库的工作，并尽可能地搜集美国高官对智库透露的重要信息。

苏一轩

蘭德公司（RAND）是美國的一所智庫。在其成立之初主要為美國軍方提供調研和情報分析服務。其後，這個組織逐步擴展，並為其它政府以及盈利性團體提供服務。蘭德擁有1600名左右的員工。他們分別在下列六個地點工作：（美國本土）加利福尼亞的聖莫尼卡、弗吉尼亞的阿林頓、賓夕法尼亞的匹茲堡；（歐洲）荷蘭萊頓、德國柏林和英國劍橋。有些人認為蘭德公司的名字是「調研和發展」的縮寫（R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而柯蒂斯·勒梅則諷刺其為「研究並得不到結果」("Research And No Development".)
目錄 [隱藏]
1 蘭德計劃
2 公司宗旨
3 成就及專門技術
4 著名蘭德公司參與者
5 另見
6 外部連結
[編輯]蘭德計劃

蘭德公司的前身是美國空軍1945年立項的「蘭德計劃」。當時的道格拉斯飛機公司承接了這個項目。同年，「蘭德計劃」發表了《環球穿梭機實驗計劃的初步構想》。1948年5月，蘭德從道格拉斯公司中脫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智庫組織。
[編輯]公司宗旨

蘭德公司是一所旨在通過慈善、教育和科技促進未來美國公眾福利、提高社會安全的非盈利性組織。
[編輯]成就及專門技術

蘭德公司在發展系統分析方面倬有成就。其在航空系統和美國航空計劃，電腦和人工智能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蘭德公司還開發了許多應用於建立當今互聯網的技術原理。
目前的研究領域包括：兒童政策，民主和犯罪司法，教育，環境和能源，健康，國際政策，勞動力市場，國家安全，人口和宗教研究，科學和技術，社會福利，恐怖主義，以及交通。
蘭德也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健康保險研究組織之一。由美國健康教育和社會福利署投資興建的蘭德健康保險研究室還成立了一家保險公司用來比較提供診療與提供健康服務之間的成本。
根據1994年年報，蘭德公司的研究中三分之二與國家安全事務有關。
蘭德公司也是弗里德里克帕蒂（Frederick S. Pardee）蘭德研究生院的所在地，它是最早有關公共政策的研究生項目之一，同時也是第一家授予博士學位的院校。這個項目的獨特之處在於學生與蘭德的分析師一起工作，解決現實社會中的問題。校園所在地時蘭德公司聖莫尼卡（Santa Monica ）總部。
電影《奇愛博士》狠狠諷刺了蘭德公司，因為片名源自蘭德公司的一項研究。
蘭德公司發行了非常多的出版物，最暢銷的書籍是《百萬亂數表》（A Million Random Digits）
[編輯]著名蘭德公司參與者

亨利·H·哈羅德 - 美國空軍將軍 - 創始人
肯尼斯·阿羅 - 經濟學家,1972年諾貝爾獎獲得者, 提出了 社會選擇研究中的不確定理論
保羅·巴蘭 - 信息包交換發明者之一，這項技術被用於Arpanet以及之後的互聯網上。
巴里·波姆 - 軟件經濟學專家，COCOMO（一種軟件開發周期估算方法）的發明者。
喬治·丹澤格 - 數學家，線性編程簡易算法的發明者。
詹姆斯·J·基洛吉利, 解密專家，計算機科學家。
塞希爾·哈斯廷斯 - 程序員, 撰寫了軟件工程著作——接近數字計算機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1955年)
阿倫·內維爾 人工智能先驅
赫爾伯特·西蒙 - 經濟學家，曾獲得諾貝爾獎。
保羅·奧尼爾 - 90年代後期的公司主席
丹尼爾·埃爾斯博格 - 五角大樓文件泄漏者
約翰·馮·諾伊曼 - 數學家
約翰·福布斯·納什 - 數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赫爾曼·卡恩 - 核戰理論家，情景規劃的發明人之一
劉易斯·利比, 切尼的前任首席幕僚[1]
寺澤克明 - 經濟學家
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 - 1981—1986年間任蘭德公司主席，曾任美國國防部長（2001-2007年）
康多莉扎·賴斯 - 1991—1997年間任理事。前美國國務卿（2005年）
弗朗西斯·福山 - 政治理論家，作家
托馬斯·謝林 - 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扎勒米·哈利勒扎德 - 美國駐伊拉克大使
瑪格利特·梅德 （Margaret Mead） - 美國人類學家
詹姆斯·索姆森（James Thomson） - 蘭德公司CEO, 1989-至今
米高·D·瑞區 - 蘭德執行副總裁, 1993-至今
弗蘭克·卡魯奇 - 理事
霍華德·布朗 - 理事
沃爾特·蒙代爾 - 前理事
卡爾·比爾德特 - 理事，前瑞典首相
[編輯]另見

詹姆斯·Q·威爾森 （James Q. Wilson） (董事會主席)
百萬亂數表 (蘭德公司出版)

苏一轩

胡佛研究所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簡稱胡佛研究所，是美國著名的公共政策智囊機構，由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美國第三十一任總統）於1919年創建。
該機構對美國新保守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運動有主要影響。該組織於2001年開始出版《政策評論》（Policy Review）。
[編輯]資助機構

Archer Daniels Midland
ARCO
波音 - 麥道
克萊斯勒
Dean Witter
埃克森石油
福特
通用汽車
J·P·摩根
美林
寶潔
羅克韋爾
Transamerica

苏一轩

美國傳統基金會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美國傳統基金會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宣言        領導美國
創立時間        1973年
性質        公共政策智庫
總部        214 Massachusetts Ave, NE
位於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會長        艾德溫‧約翰‧福爾納
網站        www.heritage.org
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成立於1973年，總部設於美國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它被視為美國保守派的重要智庫。
目錄 [隱藏]
1 政治理念
2 主要活動
3 著名成員
4 參見
5 對外連結
[編輯]政治理念

傳統基金會除了本身開宗明義表明是美國保守派組織，其政治主張也符合保守派一貫的提倡：
主張小政府，限制政府開支和規模，因此特別頌揚香港式的「積極不干預」經濟政策，同時亦支持學券制等主張
捍衞個人自由
捍衞傳統價值
強調美國需要有強大的國防實力
[編輯]主要活動

傳統基金會作為一個智囊組織，主要活動集中於出版、政策研究、倡議，以及培育國家人才等方面。這些活動包括：
每年公布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系的經濟自由度指數
出版各類研究報告，包括對外政策，以及本土的一些民生經濟政策的報告
發表成員的每周評論
籌辦青年領袖計劃（Young Leader Program），這包括一系列獎學金和見習計劃等
[編輯]著名成員

趙小蘭（Elaine L. Chao）：傳統基金會「傑出學者」（Distinguished Fellow），美國第二十四任聯邦勞工部長，美國內閣首位亞裔女性和第一位華裔部長。

苏一轩

智庫（Think tank）又稱智囊團，是一個對政治、商業或軍事等政策進行調查、分析及研究的機構，通常獨立於政府或政黨，不少與軍事、實驗室、商業機構或大學等有連繫，部份以「研究所」作為名稱。
著名智庫

[編輯]澳洲
澳洲國立大學（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編輯]美國
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
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
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美國國家科學研究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美國經濟研究院（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編輯]歐洲
歐洲聯盟論壇
歐洲聯盟研究協會
[編輯]中國大陸
中國社會科學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中國科學院
中國軍事科學院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中國太平洋經濟合作全國委員會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
中國國際戰略學會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天則經濟研究所
公盟（原"陽光憲政研究中心"）
[編輯]香港
香港政策研究所
三十會
思匯政策研究中心
智經研究中心
香港調查研究中心
匯賢智庫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Roundtable (香港青年政策研究所)
新力量網絡
新世紀論壇
新青年論壇
公共專業聯盟
智飛揚香港
香港工商專業聯會
[編輯]澳門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澳門研究中心（澳門大學附屬研究機構）
澳門政策研究所
[編輯]日本
[編輯]獨立行政法人（政府單位）
綜合研究開發機構（総合研究開発機構）
亞洲經濟研究所（アジア経済研究所）
經濟產業研究所（経済産業研究所）
防衞研究所（防衛研究所）
[編輯]財團法人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實際上由日本外務省支付資金
[編輯]公司
瑞穗綜合研究所（みずほ総合研究所）：瑞穗金融集團的子公司
野村綜合研究所（野村総合研究所）：野村證券的子公司
[編輯]台灣
台灣智庫
台灣綜合研究院
中華經濟研究院
台灣經濟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
陸委會大陸資訊及研究中心
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戰略與國際研究所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資訊工業策進會市場情報中心

叶果

。。。。。。帮你顶一个。。。lanwoniu2

随愿

美国的“两房退市”事件是不是出自他们之手哇？:curse::curse:

中国的学者们要好好地学着点，要不吃亏的永远是我们！！！！:sleepy::slee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