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4-4周 志佳 党报文章转载专栏

王志佳

党报刊文评黄花菜治抑郁：文化语境缺失是中医“抑郁”病根

中医强筋壮骨，重要的是培植中医发展的沃土，培养懂得中医、认同中医的社会土壤

“很简单，用黄花菜煮成水治抑郁就没问题……所有的抑郁症都没有了”——尽管国家卫计委的新闻发布会结束了，但“黄花菜”没凉，反而越炒越热。随着网络热议，甘肃省卫计委主任刘维忠又一次踏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黄花菜又名忘忧草，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情绪，这在中医典籍中早有记载。之所以争议巨大，主要因为全球医学界至今未能准确地辨别抑郁症的病因，有普遍效果的治疗方法亦十分有限。加上中医西医是两种异质医学，治疗的理念大相径庭，西医理念无法衡量中医，而西医治不好的病，在中医看来“死马还能当活马医”。

从猪蹄厅长、打通任督二脉到黄花菜治抑郁，有人归结为不准确的传播让人对中医产生误解。诚如斯言，相关说法的确过于简单，中医需要更精确地传播，不能因此消解中医的严肃性。不严肃的传播达不到传播效果，甚至给抹黑中医的人以口实。但同时也应注意到，理解中医需要比理解西医更复杂的文化基础，电影《刮痧》那样的剧情，普遍存在于当今“中医粉”和“中医黑”公然撕裂的社会现实之中。

古人讲，春雨如膏，滋生万物，农夫喜其润泽，行人恶其泥泞；秋月如镜，普照万方，佳人喜其玩赏，盗贼恶其辉光。如果受众缺乏最起码的认同，无论传播再巧妙精确，也进不了人家的耳朵。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对中医的认识和态度，隐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态度。上世纪80年代德国波克特教授就曾这样说道：“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

事实上，从西医的手术刀切开中国人传统思维的那一刻开始，中医就开始“抑郁”，西医似乎成为唯一正确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背负“不科学”之名的中医，面临着生存的土壤越来越削弱的困境。中医的典籍都是用文言文和繁体字写就的，在古代，秀才学医，如同笼中抓鸡，并不完全是一句戏言。而在现代，由于对传统文化日渐陌生，中医典籍对很多人无异于“天书”。可以说，文化语境的缺失是中医“抑郁”的病根，再多的黄花菜都无法治愈。

习近平同志说，“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如同中医的“根”和“魂”。汲取到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基因，中医药固本培元根深叶茂，名家大医悬壶济世人才辈出才不是梦想。

岐黄之术发扬光大，不只是输血式扶持，更需要造血式发展。中医强筋壮骨，不只需要敢于担当身体力行的“刘维忠们”，也不只需要从中医药受到启发、拿下国际顶级声誉的“屠呦呦们”，重要的是培植中医发展的沃土，培养懂得中医、认同中医的社会土壤。

王志佳

党报刊文：“铲虾”虽是旧闻，但折射出的文明注意力值得珍惜

有图未必有真相。近日，一个小视频在网上热传：中国游客在泰国的自助餐厅用盘子疯狂“铲虾”，最后却吃不完成盘地剩在桌上。之后，“铲虾”剧情又出现反转。事实证明，这不仅是一个几年前的视频，而且基本新闻事实也是掐头去尾：“盘铲”是因为餐厅夹子少；“瞎吃”是因为其他食物不足；争抢是因为就餐时间不够。更有导游反映，这并非中国游客在泰国就餐的常态。然而，尽管视频只是“部分真实”，但舆情折射的文明注意力，值得珍惜。

这些年来，从“中国式”过马路，到飞机上脱鞋脱袜；从高速应急车道停车野炊，到脚踹樱花制造“樱花雨”，不文明的“清明上河图”一旦展开，我们总是神经敏感，脸红心跳。而一旦这样的“长卷”在国际社会展现，羞愧更是加倍。“中国洗脚大军攻陷卢浮宫”，中国游客在韩国横穿马路被责骂……文明的观照，就是你在看风景，看风景者也在看你。没有人愿意做被鄙视的“文明匮乏者”，也没有人愿意承担他人不文明带来的集体羞耻感。

仓廪实而知礼节，精神文明常常落后于物质文明；而一旦进入陌生人社会，人们的行为也会异于熟人社会，这个道理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今天，日本游客已经成为“高素质”的代名词，但翻开早年的报纸，并非如此。1987年日本《读卖新闻》转引了《时代周刊》一篇题为《破坏世界景区的“新野蛮人”》的报道：“（日本人）无论在哪里都随意抽烟，乱扔烟头……有人为了坐到靠窗位置，出钱不成，就干脆等登机口开放后直接越过所有人，飞奔到飞机上。”当时的日本游客，不仅破坏了罗马元老院议会的地面，取走大理石留念，还把闪光灯对准意大利教堂里忏悔的人们，并在德国的古建筑上留下“日本××信用社到此一游”的涂鸦。今天中国的不少游客，可算是在重蹈他们的覆辙。

然而，文明程度从来都要直面历史与国际比较，这恰恰是今天中国人文明焦虑的来源。历史地看，中国有“礼仪之邦”的文化传统，“不知礼，无以立”，当前的“文明焦虑”，部分也是源于对古代文明“知礼”的强烈认知。如何实现“文明再造”，是一种集体诉求。横向来看，发达国家在文明上有着“比较优势”，这也刺激着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日本大地震时，日本人冷静克制的集体秩序让人震惊；泰坦尼克号海难发生时，“让妇女和孩子先走”振聋发聩。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

这种文明注意力，既是一种文明焦虑的泄洪，也可以看做一种更高的文明期待。对此，我们无须文化自大，也不需妄自菲薄。去年，中国医生唐子人在休假期间去美国游玩时，为一病危的美国游客进行了心肺复苏，成为国内外媒体眼中的“中国好游客”。这两天，就在安徽舒城，当一辆面包车将一名女孩撞倒并卷入车底，十几名市民合力抬车救出了小女孩。其实，从越来越多的“随手拍”中，我们已经看到文明增量在递增，世道人心在“加温”。“铲虾”事件后，很多人并没有将批评他者作为思考终点，而是反求诸己，思考如何“做好自己”。这种文明注意力的反观，是“铲虾”事件中“剥”出的积极意义。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一个社会的文明注意力越集中，社会的文明共识就会越多，文明的势能就会越大。文明的铸造从来都是滴水穿石的过程，携手同行，珍惜每一分文明的注意力，一个礼仪之邦的复兴就会梦想可期。

王志佳

法制日报刊文：温州国土局不懂的并非只有物权法

依法行政是指政府的一切行为依法而为，受法之约束，在行政过程中须遵循依法行政、尊重和保护人权、越权无效、正当法律程序等基本原则。

料想不到，2016年春夏之交，温州会以这一方式名扬全国，但当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这几天，因为温州市国土局打算对20年住宅土地使用权期满征收高额续费，瞬间成为全国舆论焦点，网络上，“温州官员何以蠢到看不懂物权法”等批评声不绝于耳。

住宅土地使用权续费问题关系到全国几乎每家每户的切身利益。从表面上看，温州市国土局打算征收房价约三分之一的土地出让金似乎只涉及当地几百户房屋所有权人的利益，但一旦这一“先行先试的改革”产生误导，获得肯定并推广，那么无论产权是20年、40年还是70年，全国所有房屋所有权人的利益都将普遍受到影响、损害。都说安居才能乐业，在公民的诸项基本权利中，财产权与公民的利害关系也最为密切。在这个意义上与·州，倒不·身的未来遭遇；与其说公众在生温州市国土局的气，倒不如说公众在表达对政府部门曲解法律、亵渎法律此类违法行为的不满和愤慨。骂名滚滚而来，只因温州市国土局这项所谓的“改革”引发了亿万民众的焦虑和恐慌。

关于土地使用权到期后如何续期问题，我国物权法第149条是这样规定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据当年参与立法的中国社科院法学专家孙宪忠研究员介绍，对土地使用权70年到期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当时就争议很大，绝大多数的意见是，土地使用权到期后，只交象征性的费用即可自动续期。为搁置争议，让物权法尽快出台，当时便采取了模糊立法。但在温州市国土局，正如他们自己所承认的，由于对如何续期“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不能办理相关续期手续，给群众带来不便”“基层国土部门只能参照国有土地出让的做法，重新签订合同，重新收费。”

好一个“给群众带来不便”！在我看来，温州市国土局官员也不是完全不懂物权法，而是更精通敛财术，因为他们知道物权法对如何续期没有明确规定，便试图打着方便群众的幌子，参照国有土地出让的做法，继续用土地来赚钱。但细细论来，温州市国土局官员不懂的可能更多。他们不懂宪法和立法法。在我国，土地使用权、房屋使用权是公民依照宪法、物权法规定享有的基本权利，涉及扩大、减少或限缩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必须由全国人大制定，国务院和地方人大都无权就此立法，更遑论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了。他们不懂行政法。依法行政是指政府的一切行为依法而为，受法之约束，在行政过程中须遵循依法行政、尊重和保护人权、越权无效、正当法律程序等基本原则。但温州国土局在法无授权、不具资格、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前提下，就自说自话、随心所欲地解释法律，试图高额收费，这就是违法行政。他们不懂物权法。物权法固然没有规定土地使用权到期后应该如何续期，但法律同样也没有规定到期后必须收费。法无明文规定，政府却越权行政，这就是滥用权力。他们不懂法律的道德性。法律是道德的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从社会主义地权道德角度看，土地公有制的最终目的是让公民享受土地带来的利益，而不是一次次地向公民收取土地出让金。如洛克所言：“政治权力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

“温州土地金续费事件”也反映了一些政府官员法治素养和媒介素养的双重缺失。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从宪法修正案增加“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条款到物权法的颁布实施，我国法治进步的一大重要标志就是宪法、法律开始逐步承认、尊重和保护公民合法的私人财产。但温州国土局一些官员仿佛置身世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既无视这一基本法律制度的进步，也无视互联网社会信息传播“即时、海量、叠加”的特点，大嘴一张，信口开河，使尚未付诸实施的“土地金续费”迅速演化为全国性事件。出现舆情危机后，又不敢担当，诿过于人，指责媒体误读，其对新媒体环境的无知、无畏可见一斑。


温州市国土局惹了众怒，貌似偶然，实则必然，从本质上说，这是温州一些政府部门率性行事、不严格依法行政的必然结果。温州是我国民营经济发源地，在依法保护私人财产方面，按理说也应该走在全国前头。但令人遗憾的是，温州一些地方政府经常不是越位就是缺位。比如前几年，突然以运动方式，强制拆除高速公路沿线签订有合法合同的广告牌，所引发的多起行政诉讼至今仍案难结事难了。再比如，温州一些地下钱庄、投资公司遍地开花，但相关管理机构听之任之、熟视无睹，一些官员甚至暗中搭股、从中牟利，终至资金链断裂，金融危机爆发，危及千家万户，经济元气至今未复。

去年，浙江省政府首次进行法治政府建设标准化评估，温州在全省11个地级市中倒数第一，省高级法院同期发布的行政案件司法审查白皮书也表明，无论是行政案件数还是败诉率，温州尤其是国土等部门也名列全省前茅。联系到此次“土地金续费事件”，人们不难看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温州新一届班子任重道远，如何提高政府依法管理经济社会事务水平，温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王志佳

儒家与女性主义真的势不两立吗

儒家与女性主义似乎已成为一组无法调和的二项对立，无论是所谓“只有儒家才能安顿现代女性”，还是所谓儒家也有一种独特的女权思想，这些立论之所以无法建立有效性和说服力，其原因皆在于对儒学的根源性价值进行现代转化过程中的失败。

我们很难完全否认古典儒学的某种男性中心主义，因为早在先秦儒学的经典体系建立之前，一个基于男性的权力优势的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已经客观存在。然而事实上，每一个时代的哲学理论都不能建立超越其历史境域的可能性边界的应然价值，这也是理论随“时”而推进并自我更新的必要性所在。先秦儒学思想打开了个体精神世界的自足领域，由此使得人文精神的延续与积淀成为可能。宋明理学的理论突破则在于赋予主体以普遍性的潜能，这一立场在理学关于太极阴阳、变化气质与君子人格等一系列核心论述中呈现出来。当然，理学中男性中心主义的论述同样比比皆是，如常被抨击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但是我们要关注的是，这样一种“新儒学”的理论形态所开启出的真正的可能性在何处。

北宋思想家周敦颐作为“儒学第二期发展”的开拓者，以《太极图说》的本体论建构奠定了儒家生活方式的合理性根基。南宋思想家朱熹认为，周敦颐所谓之“太极”构成了所有事物的普遍本质。朱熹说：“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的道理。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太极作为具有普遍性的本体，在每一个人与事物中都完整地具备，这并非意味着它已被现成地具有，而是作为一种潜在的普遍可能性而存在。但是这种普遍的可能性并不能被每一个事物完整表达出来，这是因为不同的人与事物在其现实性构成上存在具体差异，这也造成了不同存在者的不同特殊规定性。所谓现实性构成上的具体差异，就是“气”的差异。“气”指的是一切构成经验实存的现成性因素，即事物的构成材料、包括人的身体以及现实社会关系作为身体的延伸，乃至现实的权力关系、社会环境、历史处境等等。虽然天地万物都只是一气流行，但是气的凝结有精纯与粗糙之分，人与物的差异性的根源在于“气秉”之精粗不同，导致能够实际发用的天理就有偏有全，这是“气”对于天理构成遮蔽的结果。

性别差异属于“气”这个层次上的差异。北宋思想家程颐所谓“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道/太极作为形而上的本体，是具有普遍性并且无所谓差异的。男女的差异来自于形而下之“气”的差异，但是这个差异绝不是以男性为阳气而以女性为阴气。气有阴阳，阴阳是根据气的两种基本运动方式来定义的，也就是动和静，动者为阳，静者为阴。动静事实上意味着扩张和收敛，二者是相互界定的，周敦颐称之为“一阴一阳，互为其根”。孤阴或者孤阳都不存在，因为阴阳相互作为彼此成立为自身的条件，朱熹称之为“一动一静，循环无端。无静不成动，无动不成静”。男女皆有阴阳，在阴阳之中又各自再分阴阳，二者始终处在一个永不停息的相互转化过程之中。周敦颐《太极图说》所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不过是用“男”这个意象指称“乾”，用“女”这个意象指称“坤”，乾指的是阳气健动，坤指的是阴气随顺，这两种倾向相互交织才能化生万物。

气质的差异更显著地表现为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差异。所谓“气者，体之充也”，身体是个体的有限性的定在和边界，也是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的构造物。在这个意义上，性别在社会身份意义上的差异是权力关系所建构的结果，并不具备先验的应然性。我们所说的“女”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生理构造上的雌性，一种是社会身份与符号意义上的“女性”，而后者是我们使用“女性”这个概念的时候实际上意指的东西。《周易》用“女”这个意象指代“阴”，事实上指的是在气的交织运动中受动、收敛的方面。社会身份与符号语境中的“女性”，则常常是指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的被支配者。因此一个男人在其上司或在资本面前，也可以成为一个“女性”，东方文明在十八世纪开始遭遇西方文明时亦常自比为睡美人。“女性”作为一个意象，与生理性别为女的事实并非完全同一，在古代经典的话语中更是如此。《孟子·滕文公下》中景春问孟子：“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答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结合语境来看，事实上孟子指公孙衍、张仪为“妾妇”，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顺从于国君一人的私意。可见生理性别为男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即是大丈夫，他们也可以在君主面前成为妾妇。而真正的大丈夫是以天下为己任、廓然大公、自作主宰而无所偏倚，各中差别完全来自于主体的道德选择。

如果我们拨开这些话语的迷雾，从《周易》所揭示的辩证真理来说，阴阳本身并非一组截然相对的二项式，因为阴阳都不具备在其自身之内的本质。“所以阴阳者是道也”，而道作为阴阳之“所以然”的依据，它产生差异而其本身不具有任何差异性，太极毋宁是神妙不测、贯通于阴阳消长的所有运动变化之中，表现为二者相互转化、相互感通的根本趋势。这就是所谓太极不离于阴阳亦不杂于阴阳。我们看到的是对于不可消除的差异的肯定，同时又指出所有的差异都不具备自在的本质而必须以普遍本体作为本质。“一阴一阳之谓道”，无论生理性别为男性还是女性，都是阴阳二气共同和合的产物。阴阳两仪、乾坤二体乃至太极本体，是同样全具于每一个人之中的。当健则健，当顺则顺，德性的恰当性在于因时而用中。性别差异是气质层面的自然禀赋的差异，并不妨碍人格精神的平等，更不构成存在的根本可能性上的不平等。

因此，有三种所谓的女性主义需要我们加以批判和反思：第一种，出于对男权的否定，将两性对立起来，争取女性在男性之上的权力；第二种，认为两性完全不存在差异，又将落入将女性归为男性的窠臼；第三种，强调女性的特质与独特体验，但当过分强调所谓“女性特质”时，又容易回到男性中心主义的话语之中。

承认每一个人的“气秉”是具有差异性的，也就承认了在客观上每一个人达至真理的起点不同。“女性”的气秉更偏，意味着她在修德成人的过程中面临的障碍将更多。这种障碍并非是生理因素造成的，而是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所导致的教化的不平等。教化本应是普遍而平等的，《论语》中孔子有“有教无类”之语。然而真正的平等在历史上由于特定的权力秩序而未能获得实现。例如《朱子语类》中或问：“女子亦当有教。自孝经之外，如论语，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何如？”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温公家范，亦好。”对女子教育的不平等对待，背后隐含着对于女性在理解力上较弱的预设，然而事实上，生理性别为女的个体在理解力上较弱作为一个在当时的历史处境中的经验事实，本身是这一不平等教化的结果而非其原因。即便当下的历史情境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女性在社会关系中的客观位置仍然使得她们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将遭受更大的阻碍。

然而，尽管宋明理学从来没有明白说出“女子可以为圣人”这一立场，但是它在理论建构中保留了这一张力。“道”/“太极”作为对于最高普遍者的指称，被“天理”这一新的理论范畴所涵盖。“天理”作为宋明理学的核心概念，在先秦儒家的话语体系中并不存在。北宋思想家程颢与程颐创造性地提出了“天理”的概念，并且更进一步将“理”与人性的本质倾向相对应，提出了“性即理”的命题，把本体论与人生论结合起来。然而“天理”并非某种超验性的“实体”，而是指出了经验世界的自身运动的根本倾向，并且强调这种根本倾向作为一种“所当然”，对于“所以然”本身具有建构意义。

那么，天理究竟意味着什么？首先，天理作为世界运动的根本倾向，它的核心含义是“生生之理”。“生生”意味着天地之于万物的绝对创生，这种创生具有价值意义上的善，人秉承天地的生生之理，被赋予了“仁之性”。“仁”在根本上只是一个“生意”，根源于天地的大化流行。仁作为生命力的发显，又有其自身发展和运动的节次，在人性中就分别表现为“义礼智”，“仁义礼智”构成了人性的根本倾向，归本而言都是“生生之理”的体现。“生生”即是生成，生成即是创造，创造不仅仅意味着将不存在的事物实现为存在着的事物，更要使得存在之不可能成为存在之可能，也就是打开新的可能性界域。“生生”是“生而又生”，这意味着这种创造是连续并且不会停息的，可能性的生成没有边界，朱熹称之为“此所谓‘生生之理’，自然不息也”。这样的“生生”才是在所有尺度上的“生生”，它是世界的一种不断超出自身的根本性倾向。这也意味着，天理本身是自我生成的，因此不可被把握为某种不变的、本质主义的实体。

天理只能在气的经验实存中获得现实性的呈现，气构成了可能性的实现界域。气秉上的差异导致每个事物能实际发用的理有偏有全。因此不同的事物具有自身的特殊的规定性。对于除了人以外的其他存在者来说，不具备突破这种与生俱来的规定性的可能性，在陆者不可以入水，在水者不可以居陆，这就是事物成其为实然。天只是如其所是地呈现出它自身，“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人的参与，只是自在地如此，它并无意欲要如何的自由意志。因此，在一个纯然的自然世界中，一切实然的现象都服从于必然的因果法则。然而，“善”作为超越因果法则的应然性价值，只能从人的自由意志中诞生。人作为天地间最特殊的存在者，独具心知与灵明，因此唯独能变化自身的气质，并且最终与普遍天理贯通为一，这是终极的应然性与真正的能动性所在。

人的存在就是他的存在具有无限可能性这件事情本身，因此人可以自由地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他甚至可以选择不成为一个人而成为禽兽。因此，在存在的无限可能性之中，具有一种属于人的本质的、最根本的可能性，使得人与禽兽、与其他无生命的事物相区别，这就是人在本己的可能性上具有完全实现天理并与此普遍者并立同体的能力。世界要真正扩宽它的可能性、让不可能之事成为可能，只有依靠人的能动性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人的自由和能动性是天地生生之德所内在要求的必然逻辑环节，天地需要人来成就自身。这就是张载所谓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因此这是人与天地并立为三才的原因，中庸所谓人“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意味着只有通过人的能动性，天理才能获得自在且自为的现实性，只有人才能将具有应然性价值的秩序不断生成和实现出来。这是真正最高的自由，人的自由是对天理的最高必然性的顺应和对于自身的本质给定性的主动实现，这也就是《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

主体实现天理的能动性从潜能的意义上来说是普遍而平等的。周敦颐作为宋明理学的开创者而提出“希圣希贤”、“圣人可学而至”这些重要的命题，它发展了古典儒学中一个固有的倾向，就是将普遍性指认为所有主体所共有的、平等的潜能。孔子所谓“君子不器”，朱熹认为这意味着“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人能够通过变化气质、修身成德而超越自身的有限性。《中庸》所谓“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被理学家着力发挥。气质弱者，可以涵养到刚勇，比气质强健清明者更需勉强用力，但是可以为圣人则一。对于女性来说，在客观上修身成德、自我实现所遭遇的社会阻力更大，这也可以成为自我磨练的环节，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一个刻苦用力以求变化气质的人，必然能磨练出更强的主体意志，从这一点上来说，客观的不幸也可以成为大幸。

从天理层面来说，每一个事物都应当完全地实现自身配享的所有生命可能性。对于人来说，人的可能性在潜在的意义上是全具的，从主体的层面来说，人也能够具备配享所有可能性的主体能力。“配享”这一概念与主体的责任能力密切相关。在儒学作为一种“份位伦理”的意义上，主体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承担其社会角色所要求的职分与义务，决定了主体在这一礼乐秩序中所能配享的位置。

王志佳

现实中的差异源自于人对于自身本质的实现程度不同。这固然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意志与现实能力的差异，但是如果单纯脱离权力关系谈自由意志，这样的自由意志是抽象而不具备现实性的，个体在现实中的可能性界域决定了他所能够理解的具体的“所当然”。然而，教化的意义则在于，开放个体生存的可能性的界域，并且现实地帮助每一个个体通过为学来变化气质、以“配享”他自身所开启的可能性。在教化所指明的普遍真理的基础上，才具有真正的自由意志的选择。个体可以通过对于自身的内在价值的体认，而与天理作为普遍者相贯通，这赋予个体以反思与批判社会建制的能力，即程颢所谓:“有天德便可语王道”，教化是赋予整个社会以流动性的根本所在。

人可以成为一个普遍的主体，并非意味着要人站在非人的立场上。现实中的个体总是处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具有现实的规定性与差异性的存在者。然而这种本性的潜在普遍性，意味着人可以成为一个在各种社会关系与现实处境之中流动的主体。每一个人自身真正的本性永远处在一个自我发现的动态过程中。主体潜在的普遍性也并不意味着这种普遍性的实现，普遍性的实现只存在于主体的行动之中。然而从行动来说，我最终选择并从事的事业只能是此时此刻的这一个。君子固然不器，圣人可以具备周流普遍的主体状态，但是圣人同时又是“素位而行”的，每一个现实的处境之中都存在天理，也就是说，存在一个至善的恰当分寸。每一个现实的社会角色都要求主体在其位置上承担相应的义务与责任。圣人恰恰是因为无论在哪一个份位上都能恰如其分地践履这一处境中的中道，承担起应尽的职分，才具有这种流动的可能。可见，主体对于普遍性的实现必须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如果不能在此时此刻的这一个份位上承担它所要求的责任，主体在现实上就不能具备这种普遍性。因此，这事实上要求每一个主体必须通过对于每一个特殊义务的践履来最终成就自身。只有通过不断“在事上磨练”，主体才能不断扩充自己能够配享其权利的主体能力。换言之，能承担多少责任，就能够享受多少权利。这样看来，某一种要求获得权利却不愿承担义务与责任的“女权主义”，就是很值得警惕的。

这并非意味着单方面承认现实名份与礼制的合理性，而是要求人们在具体的格物致知的过程中，在礼制与自我之间进行双向建构。因此在每一步具体的践履中，都存在着一个微观的权力斗争。份位可以流动，而礼也要因时损益。“礼者，天理之节文”，名份与礼乐的制定是在特殊的历史处境之中对于其所呈现的天理的可能性在社会制度上的建构。如果说“天理”是事物之间最具恰当分寸的应然关系，那么这种恰当的分寸绝不是某种可以被当作规范与教条来把握的东西。礼必须作为天理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的呈现方式，因此礼本身也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具体的事物在发生着变化，事物之间的恰当关系也处于变化之中。礼制建构的合理性在于，肯定每一个存在者的差异性并使其在自身的本性的特殊性之中实现自身。但是，人的本性恰恰在于这种特殊的差异性与流动的普遍性之间的张力，在于一种不断持守自身又超出自身、建构界域又跨越界域的冲突过程。因此，名份与礼制作为事物与人与人之间的恰当分寸，必须始终处于变动之中，这个变动的节度本身又是由冲突与斗争所建立的。

南宋理学家陈淳继承朱子学的天理观念，认为“理有四然”：“理有能然、有必然、有当然、有自然处，皆须兼之，方于理字训义为备。”能然、必然、自然指的是“所以然”，以现实的可能性作为根据。当然即是“所当然”，建立在“所以然”的基础之上的，构成了“所以然”的应然指向。所以然与所当然都不是抽象的，前者描述的是现实世界的可能性，而后者则指向对这个界域的突破，所当然才是天理的关键所在。变化着的历史处境产生着新的所以然，也延伸出新的所当然，现实的可能性在推动现实自身的变革中不断延伸与实现。

不可能性要成为可能性，可能性要获得实现，都必须要基于现实的“气”、“时势”作为历史条件的积蓄。在父权与夫权尚根深蒂固的19世纪，女性即便唤起了自身的独立的主体性意识，在现实中仍然找不到立足之地。没有坚实的社会现实基础作为支撑，她们只能成为一个孤零零的“断点”。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论及“娜拉出走”后的可能下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女性主体性的真正确立面临着两个现实困境：一是缺乏经济基础；二是缺乏社会关系基础。因此必须重提孟子所谓“养气”。“养气”不仅仅是个体修身成德的功夫途径，还必须被扩展为一种社会行动。气需要不断“集义而生”，孟子所谓“非义袭而取之”。这意味着，可能性的实现只能通过气作为现实性基础的延伸，而不能跨越自身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渐进积累、不断展开的过程。这同时又意味着在每一个历史处境中突破其可能性边界的意义，一代又一代企图超越现实性的界域、企图创造出当下之不可能性的人们，构成了气的延伸的环节。事实上，时代仍然在发生改变，这不仅仅是一代又一代女性坚持自我追寻的结果，同时也是人心所向的普遍观念向现实力量聚集的结果。为此我们缅怀每一代追求真理与坚持抗争的人，每一次坚持道义的失败都是一个有意义的环节。气的延伸积聚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使得不可能性成为可能性，从而从新的实然中创生出新的所当然。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历史正在揭示出它的真理，平等与平权的观念已经成为人心之所向，在此实然的基础上，一种复古主义的忧思已经彻底成为了回不去的乡愁，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这个时代以及下一个时代是否能开启出新的可能性而负有责任。

王志佳

临终关怀渐近：让老人自己选择在家、养老院，还是在医院离世

“死亡”这词，一直被中国人所避讳，因为它隐藏着不安、不吉利。而死亡，又恰恰是每一个人在婆娑世界的必达终点，只是到达的时间有先有后。

多少人曾私下问过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程，究竟愿意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谢幕”？现实情况是，数据显示，人一生中医疗保健费用的1/4到1/3用在临终前一至两周的无效治疗。正是因此，树立一个正确的“优死观”，让临终者有尊严地“谢幕”，才显得那么迫切。

死亡教育：面对死亡，我们知之甚少

3月的广州进入雨季，阴雨绵绵。70余岁的卢老先生每天穿梭于医院和家里，子女不在身边，孤单的他感到挣扎、疲惫——老伴经医院诊断为宾斯格旺综合征，正在一家三甲医院的ICU内看护。一方面，医院认定治疗措施对她已经没有太大价值，并下达了病危通知书，他并不希望老伴在ICU内插着管痛苦地离世。何况输营养液加上医疗费用，已经快把卢先生家底掏空。但是另一方面，老卢并不知道，出了医院，虚弱的老伴还能去哪里？心里仍尚存一线侥幸，希望医院能够继续留下老伴，期许着也许还能出现“奇迹”。

这并非是个案。矛盾交织的心理，人困马乏的经历，在很多临终者和临终者家属身上不断上演。

广东省人民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尹平介绍，害怕离开，是临终者普遍的心理。很多患者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会怀疑是否真正进入了临终期。临终患者的心理反应通常包括否认期、愤怒期、协议期、忧郁期、接受期。都不愿意死、希望抓住一切救命稻草。

“然而，这种观念会增加许多无效的医疗。”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专家认为，“有些病人大量的钱是花在癌症晚期，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效医疗。有些病人一定要到北上广大医院排队，到了医院插了很多管，最后死在ICU病房里。”

“什么时候应该努力医治?什么时候应该放弃治疗？”广东省人民医院副主任护师陈淑德认为，身患绝症是否治疗，的确是一个交集着情感、伦理、家庭负担等多重因素的社会问题。根据《中国医学伦理学》数据，一个人一生的医疗保健费用有1/4-1/3用在临终前1至2周的无效治疗上。

死亡教育也一直缺乏。尹平说，主动思考过“死亡到底是什么？”“有死亡的人生意味着什么？”“人都会死，面对死亡的威胁，我们对自己及他人有什么样的责任？”“假如只剩下几天可以活,我们如何面对死亡？”“假如亲人面临死亡，我们如何帮助他们去克服死亡的恐惧？”……关心这些问题的人，寥寥无几。

临终关怀：接受“医学并非万能”是前提

68岁的老郭在广州查出肺癌中偏晚期，由于长期吸烟呼吸功能太弱，他连手术机会都没有，只能接受放化疗和免疫辅助治疗，频繁出入医院。
让小郭想不到的是，父亲越到临终期，越少大医院收治他。2月份，他在一家区医院找到一个呼吸内科床位，父亲住了10多天,医院说医保定额到了，需要出院。“回家3天，父亲粒米未进,躺在床上动不了，手越来越凉却总是微微抽动，一天夜里走了。”

失亲一月，小郭至今在想，如果能在医院里，父亲应该能挨久一点，“起码不用担心他是饿着走的。”

“不用纠结于在家、在养老院，还是在医院里离世，能让患者无憾、无惧、无痛地走完生命最后一程，这才是临终关怀的终极目标。当明确进入无治疗意义的临终期，完善的生活护理、心理疏导、疼痛护理等，才是患者最需要的。

“临终关怀的前提，恰恰是接受医学不是万能的。”刘雪琴介绍，美国医生有一个座右铭，“偶尔去治愈，常常去缓解，总是去安慰。”医疗的问题更多的是去安慰，真正能治好的疾病并不是那么多。有些人追求长命百寿，而导致“长寿而不健康”，不考虑生活质量。我们需要有正确的就医观以及对医生的合理期待。

广州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中心义工万远在陪伴一位癌症老人后感悟：“今天服务的是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现实的人。即使知道自己所患的是癌症，也不会自怨自艾，而是能够坦然面对。与他互动，让人感觉轻松，不会因为他有这个病而给人造成沉重、伤感的氛围。当一个人能够坦然接受生活的挫折并勇于面对时，无能他处于一个怎样的境地，所传递出来的，都是正能量。”

尊严谢幕：生命的终极安顿

“人常说，一个人离世，会让5个亲人，10个朋友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善终关怀，帮助病人安详平静地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照顾的不是1个人，而是15个人。”刘雪琴说。

临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在最后濒临死亡时，病人常处于脱水状态，周围循环的血液量锐减，所以病人的皮肤又湿又冷，摸上去凉凉的。不要以为病人是因为冷需要加盖被褥以保温。相反，即使只给他们的手脚加盖一点点重量的被褥，绝大多数临终病人都会觉得太重，觉得无法忍受。此外，濒死的人常常不会感到饥饿。相反，脱水的缺乏营养的状态造成血液内的酮体积聚，从而产生一种止痛药的效应，使病人有一种异常欢欣感。这时即使给病人灌输一点点葡萄糖，都会抵消这种异常的欣快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不少病人与别人的交流减少了，不要以为这是拒绝亲人的关爱，这是濒死的人的一种需要：离开外在世界，与心灵对话。

“听觉是最后消失的感觉，所以，不想让病人听到的话即便在最后也不该随便说出口。”她说。

实际上，医治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抢救到最后一秒，有时候敬畏和顺从生命也是一种医治。陈淑德认为，死亡是人生旅途最后一站，减轻癌症患者临终阶段无意义的治疗，减轻患者最后的痛苦，帮助病人安详平静地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是为临终关怀。

经历过父亲离世的子女在网络上发帖说：“现在才知道，对于临终者，最大的仁慈和人道是避免不适当的、创伤性的治疗。不分青红皂白地‘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是多么的愚蠢和残忍！”

多位专家介绍，这一阶段，医生的工作应该从“帮助病人恢复健康”转向“减轻痛苦”。除了减除身体痛苦的姑息治疗，心理援助同样重要。

广东省药科大学医学心理学教授黄雪薇介绍，对临终患者专业的心理干预就是豁达治疗。经过她的科研团队十多年在澳大利亚和国内癌症心理的系统研究和临床实践,她认为，临终者不良感受的根源是不豁达。人可以通过一系列心理技术达到豁达的境界。豁达治疗可以浓缩成三句话“我一定行”“没什么大不了的”“真舒服”，鼓励和安抚患者，平和地对待一切。

如何对患者传递坏消息？惠州市口腔医院吕效杰教授说，对于身患绝症的患者，除了帮助排解他内心的苦楚，了解他内心的愿望外，同时应该鼓励患者有战胜病魔的雄心，虽然康复的机会很小，但是也要让患者开朗而有尊严地度过剩余的时光，因此安慰的语言既要切合实际，还应尽可能表示乐观。

“心理支持是善终关怀的重要内容，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心理支持对于临终病人而言和身体照护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吴育雄说，人在临终前，心理上的痛苦要远大于生理上的痛苦，因为他要承受的，是一步步接近死亡的现实。只有通过有效的心理疏导才能让患者不害怕死亡，能平静面对死亡，从根本上解除心理的痛苦。

他说：“生命的终极安顿，不必强调生命的量，反而更多是关照生命的‘质’，安详、满意地达到人生彼岸。死亡的尊严是生命的最后权利。以‘善终’为终极目标行孝道，符合临终者的意愿，才是子女真正的‘孝’。”

政策起步：我国出台的相关规定

业内越来越接受，拥有死亡权才算拥有完整的生命权。临终者可以自主安排最后时日，避免破坏性的延命救治——于是，临终关怀的理念日渐被人所接受和需要。

临终关怀事业日渐进入中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原卫生部1992年提出准备将临终关怀作为我国医疗卫生第三产业的重点之一；2006年，国务院批准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今后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六项重点工作之一是支持发展老年护理、临终关怀服务。尽管如此，临终关怀事业仍处于起步阶段。

“临终关怀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通常指由医生、护士、心理师、社工和义工等多方人员组成的团队，对无救治希望的临终患者提供特殊的缓和医疗服务，也包括对临终者家属提供身心慰藉和支持。无力回天的病患不必依赖医疗技术和大量财力被动地延续生命，而可以凭借基础治疗缓解身体不适，按照自我意愿度完剩余时光。”广东省护理教育中心主任刘雪琴说。

“医生不再主导治疗模式，而将患者的意愿放到第一位。”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李海波教授介绍，临终关怀的理念挑战了两大习惯认知：一是西医理念以延续生命为最高目标而忽略生命质量；二是传统孝道将放弃创伤性治疗等同于放弃亲人生命。临终关怀回到死亡是人的自然规律，将临终者从无望的机械性救治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支配生命的自由。

缓和医疗：艰难的临床实践起步

临终关怀理念，主张对患者进行缓和医疗。来自西方的缓和医疗理念，重视临终者支配剩余生命的自由。

缓和医疗译自英文“Palliative　care”，起源于1967年，英国的桑德丝博士（Dr.Dame Cicely Saunders）于伦敦成立圣克里斯托弗护理院（St.Christopher’s Hospice），希望结合中世纪收容所照顾病人的人文关怀与现代医学成就，来减轻临终病人与家属所遭遇的痛苦。而随着病人需要不断增长，很快发展成由专科医师、护士以及社工、治疗师、志愿者与神职人员等所组成的专业医疗团队来共同为病人提供身体、心理、社会和灵性的全方位照顾模式。1987年，英国正式将缓和医疗设立为单独的医学专科，诊治患有严重渐进性疾病且存活期有限的病人。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以三个原则规范缓和医疗：首先，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第二，既不加速也不延缓死亡；第三，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任何不适的办法。如今，一些发达国家有专门的缓和医疗机构或病房，当患者所罹患的疾病已经无法治愈时，缓和医疗的人性化照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人权。

在中国仅有北京等城市少数几家医院成立了正式的缓和病房。更多的缓和医疗临床实践在兴起。例如，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广州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中心的志愿者们，在过去癌症病房住院患者服务中，深受患者家属及医护团队的喜爱。

广东省的缓和医疗临床实践也在起步。广东省家庭医生协会U护平台推出的临终护理服务，3月底接下了第一单——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一位ICU住院患者的善终关怀服务。善终关怀过程并没有预想中的顺利。广东省家庭医生协会副秘书长王健妹告诉记者，患者本人和家属，也一直在经历着“是否放弃治疗”的思想挣扎。

72岁的冯老师年轻时是体育健将，却没想到耄耋之年会因肺炎发热、消化道出血住进了重症病房，她身体虚弱，已不能说话。当医院下达病危通知后，冯老师怕连累家人，曾试过自己拔管，有求解脱的倾向。U护临终关怀服务团队评估认为她需要心理疏导。基于冯老师以往念佛，3月28日，工作人员为她请来了居士进行免费的灵性关怀。第二天，护工杨阿姨告诉记者，冯老师精神好多了。“我看她一直睁着眼，我问昨天来探望的居士姑娘很关心你？她点头，我问他们讲的都理解了吗？她也点头。我说要坚强。她连连点头。她的表情已经去掉一些苦闷，显得平静。居士第一次做人文关怀有了效果。”

吴育雄介绍，“患者从确诊无法治愈的癌症开始，就可以进入临终关怀的范围，不仅仅是身体，还有心灵、社会、灵性的服务，这样癌症病人可以理性看待癌症，平静对待死亡。配合治疗，也许还会收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如果所有的治疗方案都无效，则可以选择姑息治疗，进入临终关怀期。”

“现实中，善终关怀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一是医学治疗理念，医生以延续生命为最高目标，而忽视生命的质量；二是中国医院的逐利机制，使得部分医生罔顾医学伦理，做无谓的抢救；三是传统孝道，不了解医学的局限性和生命的有限性，希望积极的治疗可以逆转自然规律。此外被错误的道德观绑架，晚辈在长辈临终期,往往会倾其所有，通过积极的治疗来达到某种道德上的高度。患者家属往往认为不能放弃治疗，否则就是不孝。可是，这种盲目抢救延续生命的行为，却缺少对临终亲人临终期生活品质的提升和生命尊严的提升。

现实中，有临终关怀病区的医院寥寥无几。在广州，仅有番禺市桥医院等少数医院开设了安宁病房区。由于病床流转率等各种因素考虑，三甲医院真正开设临终病区的屈指可数。

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专家林勇强认为，在医院逐利机制下，收不到钱的科室和病区会被边缘化。临终关怀，不用治愈性手段，不用药，无法上昂贵的设备，注定是不赚钱的，很多医院出于成本与收益考虑，并不愿意发展临终关怀病区。这是现实的困难。

湘-莲

黄花菜煮水可治抑郁！终于知道产后吃黄花菜汤不只是单纯的活血化淤了，更重要的是防冶产后抑郁啊！怪不得西医还没成主导的时候，那娃是一个接一个的生，也没有哪个妈忧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