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创新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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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

    曾国藩是晚清的中枢人物之一，其功过褒贬，史学界向来纷说不一。就心理学来看曾国藩的一生，他是一个很有创新智慧的人。他的创新智慧主要表现在处理好原则性和灵活性之间的“度”上，这使他巧妙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与生活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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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思维——曾国藩巧接谕旨

    在认知心理学中，模糊思维（fuzzy thinking）是一种似似而非的思维，旨在使用模糊概念或模糊推理进行思维。就其思维的特征而言，它不像精确思维立足于对事物作条缕分析，在弄清一切细节的基础上进行判断，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而是着眼于事物的个性特征进行思考，并作出灵活的决策判断。古人云：“朦胧之时有征兆可寻，模糊之中有端倪可察”，这实际上就是指认识活动中模糊现象。由此，模糊思维的方法灵活多变，它只有一个主旨，就是利取最大、害取最小，这就是模糊思维决策方法的灵魂。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下谕曾国藩援兵前往。而与此同时，因李元度的徽州之失，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也岌岌可危。按照曾国藩的本意，北上勤王，当属义不容辞，但此时带兵北上，可能会于事无补，因为从安徽到北京，至少要走一个月的才能抵达，而一个月后的形势如何很难预测。但这么一来，将彻底打破曾国藩攻打太平军的部署。这道谕旨真是令曾国藩左右为难。

对此两难困境，李鸿章帮他想了条妙招，就是给朝廷去信，问在他与胡林翼两个人中究竟由谁带兵北上合适。在信件往返的期间，若形势缓和，则免了长途奔波之苦；若形势趋紧，再行北上不迟。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

    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十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谕旨再下。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任财。曾国藩巧解援兵之困局，完全是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而李鸿章建议的思维基础正是模糊思维，为的是权变通达，灵活处理。

    其实，在问题解决中，原则性太强者会因太关注决策思维的是非判断而难于开拓局面，摆脱困境；灵活性太强者会因行无章法而变得左右摇摆，前后不一。但是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永远存在着一个结合点，但这个结合点往往是瞬息即逝，很难把握的，如图1所示。而怎样在决策中有效地把握住这一点，做到当机立断，变通自如，这便是模糊思维所关注的问题。换言之，模糊思维呼唤权变通达，这需要决策者在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灰色地带大做文章，巧做文章。在这当中，曾国藩的做法很具创意，令人深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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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思维——曾国藩致仕求留用

    横向思维(divergent thinking)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迪.博诺(de Bono)提出，它不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不追求问题解决的唯一正确答案,它试图就同一问题沿不同角度思考,提出不同的答案。因此，横向思维是一种无规则，无限制，无定向的思维，具有灵活性、流畅性、多变性、新颖性、相对性等特点。在这层意义上讲，横向思维也是发散思维的表现，是多元思维的突出表现，横向思维不追求思维的正确性，而追求思维的有效性和多样性。总之，横向思维的要害就在于大胆突破思维的条条框框，寻求问题解决的新方法，新出路。

    曾国藩在攻取太平天国天京后，想的不是怎样进一步升官，而是怎样巧妙致仕（退休）。而以他当时的盛名，他不想做官，可又不能不做；他想上疏请辞，但语气又不能太坚决；然而语气不坚决，又怎么获得恩准；可万一战事又起，他能不被征召吗？如此前后不能，进退不易，该怎么办呢？

    曾国藩不愿做官，主要有三条理由：一是“督抚不易做，近则多事之秋，必须筹兵筹饷。筹兵则恐以攻挫致谤，筹饷则恐以搜刮而致怨。二者皆易坏名声。”二是自己“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不能不缩手以释群疑。”三是他认为“凡做大官，处安荣之境，实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平世辞荣避位，即为安身良策，乱世辞荣避位，尚非良策也。”曾国藩甚想奏请致仕，写信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回信说：“奏章语气不可太坚决，那样会令人生疑，欲速不达，而且即使退休一二年，若地方战事再起，仍不免被朝廷征召，那就进退两难了。”

    曾国藩觉得李鸿章的话甚切事理，在回信中写道：“我决计今后不再做官，亦不打算返乡享福，只求在军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如此不居高位，不享大名，当可避免大祸大谤。而如果遇上小凶小咎，我也只有听之任之。”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也表述了同样的看法：“我们兄弟蒙受国家厚恩，享有赫赫大名，终究不能退藏避事，也只好象以前所说的那样，将祸福毁誉置之度外，坦坦荡荡，行法俟命而已。”

曾国藩奏请将自己闲置起来，不进不退，不露不藏，这样既可消除心腹们的后顾之忧（如湘军属下包括李鸿章淮军的仕途发展都有赖曾国藩的庇护），也可避免其它同僚的闲言碎语（如楚军左宗棠、蒙古军憎格林沁等人的忌讳）。这样做还不会让皇上为难，又让自己处于被动之中；还保持了自己的晚节和清誉，并可增加自己的体恤皇上的名声。真可谓一箭数雕也！后来，清廷果然未同意曾国藩致仕，反而对他的忠心大加褒奖一番，并委任他出任直隶总督。

    古人云：常之谓经，变之谓权。怀其常道而挟其变权，及得为贤[1]（《韩诗外传．卷二》）。在一定程度上，横向思维就是要对决策中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做出和谐统一。其中原则性通常指社会行为的规范化、秩序化，而灵活性通常指社会规范的弹性化、变通化。原则性过则决策判断甚受限制，灵活性过强则决策判断没有准绳。所以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两者之间永远存在着一个最佳结合点（见图1）。由此，决策判断中只讲原则，会被人说成死板；但只讲灵活，又会被人看成耍滑。这关键在于把握好分寸、掌握好火候、划清好界限、以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当中，曾国藩的策略，堪称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典范！

     强明代学者王鸣鹤言：“谱不可以尽弈之变，法不可以尽战之奇。”决策的复杂多样呼唤着人们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在原则规范的网线间留下了一定的空白地带，这便是灵活性的活动空间，也是创新思维的“灰色地带”。横向思维的突出体现是权变，也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全美结合。人们常用“通权达变”来形容一个人手腕灵活，长袖善舞，其实“穷则变”，“变则通”，就是指人懂得通权达变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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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智慧的“秤砣理论”

    创新智慧，妙在寻求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最佳结合点。而影响创新成功的因素很多，犹如流沙中出稍纵即逝的珍珠，决策者必须当机立断，方可夺取。在此当中，人们不可能把影响决策的所有因素都掌握齐全、而需要对“灰色”信息进行有效的判断，做出最灵活变通的决策。在此，笔者对创新智慧有一个“秤砣理论”的比喻：创新智慧好比一个秤砣，当它没有达到称量水准时，无论加多少秤砣砝码都是合理的；而当秤砣一旦与称量持平时，加大一点点砝码也会破坏称量平衡，变成不合理。由此，创新智慧在于有效地维持创新理念及实践与的工作（生活）现状的平衡结构，其发展过缓会限制个人发挥潜能的空间；其发展过猛会置个人于尴尬窘迫的境地。

    曾国藩的“秤砣”智慧在于：早年经营江北大营，屡败屡战，扩军练兵，不断向朝廷要权要钱，不曾有任何怯意；及等扫平太平军之后，裁军交权，自筹遣资，不向朝廷要一分一毫，不敢有丝毫傲慢。与此相反，康熙朝的吴三桂、雍正朝的年羹尧、嘉庆朝的和珅、同治朝的肃顺等权臣都是因为不知官场进退而自掘坟墓，贻笑后人。与他们比较，曾国藩的进退自如，可谓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总之，在决策中只讲原则不讲灵活，会被人说成是死板和保守；只讲灵活不讲原则，则会被人看成是圆滑狡诈。而创新的智慧在于把握好两者间的分寸与火候，令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后值得强调的是，变通与圆滑的本质区别在于：变通当为公，圆滑实为私；变通是决策的智慧，而圆滑是私心的结果。